沒有明日的日光島

明日的人工島不知如何,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這片水域中的周公島是一個無人島。

1953年6月5日,當時44歲的鮑健士(Gus Borgeest)和他的太太帶着五歲的養女兒以及兩個難民家庭租了一艘舤船到周公島。在這之前的十多年,曾有坪洲的居民在周公島種植稻米,但其後荒廢,而鮑健士以每年148元從香港政府租下該島,並把周公島命名為日光島(Sunshine Island),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墾荒計劃。

上世紀五十年代 難民湧港
鮑健士為英國公民,有著意大利、德國、丹麥和葡萄牙血統,1909年10月1日在寧波出生,畢業於上海聖芳濟書院,其後去了澳洲兩年牧羊,1931年回到上海一間英資紡織廠工作,其間和在香港仔出生的太太在上海結婚。1941年被日軍囚禁期間信奉了基督教公誼會,1949到杭州。1951年和當時大批逃避中共政權的人一樣來到香港,當時身上只有港幣兩元。

1951年是內地搞鎮反運動的一年,據《大逃港》一書記載,當時中共寶安縣委要求「各地殺人,必須大張旗鼓,以安定農村」;而最少要殺二百人。就在這背景下大批人南下避難,估計從1949到1951年,難民高達六十七萬人,當中三萬人找不到工作,要靠香港政府和慈善團體的接濟。在二次大戰前後,政府認為香港的角色是轉口港,1951年時,日本人的工資比香港的還要低,再加上韓戰期間聯合國對中共實施禁運,連帶影響香港,本地要發展工業根本不是一個理想時機。但到了1953年,政府決定發展工業,目的並非單純為了經濟,而是為當時驟然增加的人口提供就業。在1956年的年報,政府更明確指出,由於香港沒有土地可供難民耕作,「這些人要成為良好公民,必須戒除不滿,以某些社會練金術改變他們的心態,由農民改變成工人。」

小島居民 曾耕作自食其力
鮑健士所做的是反政府之道而行。他認為難民在島上耕作可以自食其力,讓他們尋回因依靠福利而失去的自尊。島民在經訓練後,便可在新界較偏遠地區耕作,第一批農民在1956年在西貢嶂上落戶,每戶由理民府撥地兩畝,由日光島計劃給牛一頭和農具。鮑健士在1961年獲麥格塞塞社會領袖獎,以肯定他的工作。可惜的是計劃也敵不過旱災和香港的工業發展。新界當時很多農地被山塞式的工廠所佔據,對環境造成破壞之餘也減少可耕地的面積。這也是長春社在1968年籌備成立的遠因之一。日光島計劃在1964年終止,鮑健士在1970年成為長春社的創會會員和1970至71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長春社便是在當年向政府施壓,要求在上水一帶原本為農地的非法牛皮廠遷離。他在1974年成為長春社的全職職員,負責管理辦公室和籌款工作。鮑建士在1976年離職,開了一間旅行社,其後移民加拿大。

諮詢環評不過是戲一場
香港為何有土地問題的歷史原因,可能真的很多人不知,但更多的是當權者不敢知道。太陽之下無新事,現時的人工島計劃,早在1985年香港政府出版的《拓展前瞻》一書已有提及。好大喜功不是特區政府的專利,自古以來皇帝多愛龐大工程,現時有白海豚慶大橋落成的祥瑞,又有聖旨指人工島計劃具前瞻性,甚麼諮詢環評也不過戲一場。日光島的歷史和未來,恐怕要就此湮沒。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
刊於2018年11月5日星島日報綠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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