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星期六是一年一度的地球日，距一九七○年的第一屆已有四十七個年頭。地球日最初只是美國的活動，但近二十年已傳播到其他地方，世界各地也在地球日搞活動，香港也不例外，敝社也在當日搞了個樹藝日，和市民分享樹木知識。
商業贊助不能來者不拒
看着現今地球日的活動，很難想像地球日的起源和越戰有關；事實上，美國模式環保運動的開端，也和戰爭有關。被譽為現代環保運動開路的經典著作《寂靜的春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書中，瑞秋．卡森指出滴滴涕（DDT）早在一八七四年已經合成，但可以殺蟲的功用要到一九三九年才被發現，在二次大戰中，粉狀的滴滴涕為士兵除蝨之用，而卡森也在書中指出粉狀的滴滴涕不會被皮膚吸收，但當這種化學物質溶入油中，毒性卻變得其高。而在二戰以後出現了大批退役飛機，於是便出現了以飛機大量和大面積噴灑農藥這新興行業。
要留意的是卡森在書中清楚寫道，她並非指由昆蟲傳播的疾病可置諸不理，也不是提議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學殺蟲劑，但不應大量和大面積地隨意使用。卡森也在書中指出胡亂噴灑農藥的後果由公眾承擔，也因此應由公眾決定是否願意繼續，而公眾也必須得知全部事實。這點就是「現代」和傳統保育運動的分水嶺，過去的自然環境保育只是少數自然愛好者的事，而卡森則指出政府和大企業的行為對人和環境有極大的影響，因此資訊必須公開透明，公眾也有最後的決定權。
雖然卡森的提議十分溫和合理，但製造這些化學品的公司仍然試圖阻止該書出版，表示要控告出版商誹謗。當書本出版後，對卡森的攻擊更去到個人層面。例如當時的美國農業部長Ezra Taft Benson便指卡森是個沒有兒女的老姑婆，為何要關心遺傳學？又指卡森很可能是個共產主義者。
勿忘初衷愈來愈難
這些對卡森的批評沒有奏效，反而造就了傳媒的關心，使卡森的訊息可以傳播開去。不過農化企業和美國政府的關係並沒有就此瓦解，在其後的越戰中，美軍利用這些企業生產的除草劑Agent Orange應付越南的密林，美國政府在越戰當中的表現也引起國內新一代反感，在大學的校園內有很多反戰的teach-in，即類似雨傘運動時的「罷課不罷學」。當時代表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Gaylord Nelson眼見參議院對環境問題莫不關心，於是便想到仿效反越戰的方法，宣傳在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為地球日，但拒絕一個由上而下策劃的活動，鼓勵各地自己搞活動。第一屆地球日非常成功，估計有二千萬人參與。
可惜地球日一舉成功卻埋下其日後變質的種子。Nelson在一九八○年連任參議員失敗，其後成為美國荒野協會的顧問，又成立了Earth Day USA，為一九九五年地球日二十五周年籌款。Nelson不但找了很多被認為是破壞環境的企業為贊助商，甚至請了反環保的公關公司為地球日宣傳，更搞了個大型的免費音樂會。地球日的初衷已拋到堆填區了。
在《寂靜的春天》的公關戰中，其中一名幫政府和農化企業的公關名為E Bruce Harriosn，他在一九九三年出版了一本名書，名叫《Going Green》，可說是漂綠的經典作。他指出環境運動由一九六○年的活動家模式，經過十多年的成功已經死去，環保團體的運作愈來愈商業化，環保分子和商人愈來愈相似。
當然商業是社會的一部分，在香港不論是環保還是社福機構，沒有商業機構的贊助實難以生存，但也不代表來者不拒。地球日的危機也就是民間組織每日的危機，勿忘初衷愈來愈難，但我們沒有火星可回，而地球只有一個。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
刊於2017年4月24日星島日報綠色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