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數月，發展郊野公園之聲總會給炒起，特首、團結香港基金的一套講法，離不開「土地有限」、「地從何來」，民間團體不斷以郊野公園發展的限制、發展郊野公園不等於解決房屋問題、其他土地供應方案等理據回應，一般公眾開始掌握問題癥結，沒有給「房屋大過天」的氣氛「牽着鼻子走」。反而某些或許在這趟「郊野公園VS土地供應」的討論中已沉底的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首先坊間有種說法，認為發展郊野公園後可以回內地減壓，不擔心香港人壓力無處宣泄，然後今年年中，留意到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出版的《香港的郊野公園﹕發展、管理與策略》，作者薛浩然根據漁護署的統計數字，指郊野公園的訪客人數，由二○○九年一千三百六十萬人次，下降至二○一三年的一千二百七十萬人次，四年內下跌百分之六點六，作者把原因歸咎於「市民康樂旅遊模式出現了根本性改變」，由於香港市民收入提高，確立香港郊野公園雛形的《戴爾斯報告書》，當中指「大部分人負擔不起去日本、菲律賓旅行的情形」已經幾乎不存在。
訪客數字升郊野公園有人用
書中最後沒有「郊野公園的康樂價值大不如前，故要發展郊野公園」之類的結論，然而其背後隱含借「去外面旅遊散下心」挑戰郊野公園康樂價值，與基本上這種「返內地減壓」論是一脈相承，也間接為郊野公園開發論推波助瀾。當一班「智囊」要求公眾以科學、理性的角度去理解郊野公園的存廢時，他們同時卻不懂以同樣的角度看待一些數字，二○一五年過去三季的郊野公園訪客數字為八百二十四萬九千人，比去年六百六十四萬四千人高出兩成四，郊野公園的確有人用的。香港人的康樂模式或許出現了改變，但負擔得起去外遊的香港人，不一定會放棄到城門水塘行一轉、到大棠賞紅葉、去大東山影芒草、去北潭涌燒雞翼。此外，這類針對「郊野公園少人用」、「香港人康樂旅遊模式改變」而去支持發展郊野公園的一方，本身亦逃避如何改善郊野公園的管理，提升郊野公園的康樂價值。
書中另一個說法亦值得留意。作者從回顧《戴爾斯報告書》，以及麥理浩主政時設立郊野公園的過程，認為郊野公園起初建立的原因，「是為市民提供符合市民需要的康樂和旅遊空間，而非當前部分爭取環保人士所聲稱的環境保育」，又指「不應本末倒置，硬將發揮郊野公園的康樂旅遊功能過程中所必須的維護環節當作是設立郊野公園的根本目的」，好些「智囊」亦不斷針對今日郊野公園的界綫不客觀、不科學，質疑生態價值次等的郊野公園是否「一吋都不能碰」。
回顧保育大事非「重康樂無保育」
不過，將整段郊野公園成立的背景定調為「重康樂無保育」，淡化發展郊野公園的保育角色時，以下這些事情都一一被略過：回顧戰後的林務工作史，政府因需取得柴薪、保護集水區、防止水土流失等目的而廣泛植林時，林務官戴禮（P.A. Daley）在《林務及其在香港自然資源保育工作的地位》（Forestry and its Place in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in Hong Kong）中，已強調林務在保護自然環境中可發揮的重要作用。被視為對郊野公園有深遠影響，由戴爾博夫婦撰寫的《香港保存自然景物問題簡要報告及建議》（Conservation of Hong Kong Countryside）中，建議的幾個保留地區表明是兼顧生態學研究、動植物保護、防火等遊樂以外的目標，亦認為鄉村就風景及歷史之觀點而言，亦有其價值而須加以保留。由港督戴麟趾委任的「郊區的運用和保存臨時委員會」，當時發表了《郊野與大眾》（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eople）的報告，除了康樂，也有加強在已侵蝕土地上重新植樹、成立更嚴謹的自然保育區等保育建議……
這些與保育相關的大事從郊野公園發展脈絡來看，理應是相互支持的，並經過累積，成就郊野公園的建立。大眾應更掌握後續的故事，食水依靠東江水後，植林作用擴大為綠化郊野，着重採用本地樹種，提高環境生物多樣性。所以郊野公園界綫，怎會與保育、科學拉不上關係？
長春社助理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
刊於2015年12月28日星島日報綠色論壇
